舜网讯 9月26日下午，第五届尼山论坛第三场主题演讲在曲阜尼山圣境大学堂仁厅举行。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尼山论坛理事会副主席辛旗主持了主题为“人类文明的不同解读”的此次演讲。

　　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教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黄玉顺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胡治洪教授，匈牙利科学院高级研究员阿提拉格兰德皮埃尔，巴基斯坦撒拉国际大学副校长扎法尔教授，美国洛杉矶基督教与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灵和印度尼西亚中国友好协会廖群岛省分会、印度尼西亚和谐文化基金会会长黄愿字参加了此次主题演讲。

　　杨朝明教授对“中华文明的格局与气象”作了解读。他说，人们通常认为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特殊时期，但它绝不是中国文化的形成期，而是中国思想与中国智慧的繁盛期、高涨期。此前，中华文明已有漫长的发展历程，有较高的发展水准。夏、商、西周“三代”已经是“有道”时期，已经是中国文化形成与确立的时期。“百家争鸣”其实是对历史文化的继承、总结与反思，诸子思想的形成有广阔的文化背景。

　　而在“百家争鸣”中脱颖而出的儒道两家，集中了先前中华思想的精华。其中，孔子最重视对传统的继承总结与凝练提升。孔子的自信，源自他对礼乐本质的把握，源自他对人性和人的价值的思考。

　　中华文明的格局与气象不仅体现在从根本上着眼，从简单处着手，将个人的修养放于中心点，反求诸己，然后推己及人，修己安人，明德新民，而且体现在追求以王道行天下。杨朝明教授认为，王者气象使得中华文明有着多姿多元而又贯通如一的气质禀赋。王道精神经得起时空的检验，她是从人心与人性出发，致力于满足人们的需求，向上仰望，是深远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天地智慧的体悟;向下扎根，是对多方利益的兼顾与平衡，求得最大公约数，昭示未来的发展方向。

　　因而，杨朝明教授强调，我们要认清自己的文化方位，思索中华文化的竞争力，思考中华文明与人类共同价值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忙于为“优秀的传统”制作“得体的时装”时，还要更多地在认真理解“优秀的传统”上下功夫。事实上，许多人在世界文明面前感到迷茫、在西方文明面前感到卑微，缺少的是对自身文明符合历史真实的认知。理解到了这一点，才能达致真正的文化自信;惟其如此，才可以与全人类共享中华文化的伟大智慧。

　　胡治洪教授则从当代人类面临的危机角度揭示了儒家文化的重要意义。他认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依赖于社会生态、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唯有三态良好，人类才可能身心安宁、生活幸福并持续发展，然而当下人类在这三个方面都面临着危机。归根究底，当今人类面临的全面危机，都是至今还被人类绝大多数奉若神明的西方启蒙理念及其引发的现代化进程所造成的。

　　具体地说，启蒙思想家所系统、明确地揭示的人权、独立、自由、平等、民主等理念的确不失为人类社会价值，但是这些价值毕竟是相对而非绝对的，有限而非无限的，较低而非至上的，实际而非终极的，世俗而非超越的，人为而非神圣的。在实践领域，这些价值必须与限制、责任、约束、差等、服从等规范相配合，才可能避免自我中心、个人至上、肆无忌惮、混沌无序、僭妄失范之类弊害。在观念领域，这些价值则必须接受神圣的教条或高尚的道德的支配，才不致因人性的缺陷而发生灾难性偏失。

　　启蒙运动高标的科学无疑也是人类必需的价值，但同样是相对、有限、较低、实际、世俗、人为的价值，需要人文精神的制衡和高尚道德的引领，否则，高度发达、能量巨大却无所羁縻的科学及其实用技术对于世界的危害是无法估量、难以挽回的!

　　作为启蒙时代精神标志的理性，更是人类敢于挣脱神权与王权、自信能够把握宇宙一切奥秘的信心根据，当然也是重要的人类价值。不过，由于理性(特指当今最为流行的工具理性)的主要特点就是主客二分、长于算计、清晰精明，所以，理性的过度高扬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信仰的消解、人性的僭妄、淳朴的斵丧、私心的膨胀，这就是当今人类教俗两界的精神趋向一概外驰和下坠、人类精神世界变得极其卑劣以致发生精神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其实，理性只是人类心理结构显层次中的一部分，必须与非理性的情感和意志谐调配合，才能形成健全的人格。

　　因而，胡治洪教授指出，人类若欲自救，则儒家学说中有助于救治人类社会生态、自然生态、精神生态危机的思想资源特别值得发掘和阐扬。

　　与启蒙理念所型塑的原子式的、自我中心的、以人权、独立、自由、平等、民主为诉求因而疏离、狂妄、争斗以致造成社会生态危机的人截然不同，儒家主张作为社会存在的人应该是秉具德性的、与各色人等良性互动的主体。

　　儒家关于自然生态保护的思想更是异常丰富，而且不乏配套的制度安排。儒家认为，人和宇宙万物在根本上都化生于具有生生之仁的道德本体。基于一体之仁思想，除了必要的取用之外，儒家当然不会对宇宙万物有更多诛求，因而必然最大限度地涤除对于宇宙万物的私心贪欲。

　　至于救治人类贪逐外物、沉溺卑俗的精神生态危机，儒家更是本色当行。儒家坚信人类化生于备万理、含万善、肇万化的道德本体，与生俱来秉具道德本体赋予的至善本心，但自呱呱坠地之时起，便因感官牵引而迷惑于外物，从而产生愈益厚积的习气而遮蔽了本心，唯有通过终生不辍的心性修养，才能刊落习气，呈露本心，尽人合天，返善复始。基于这种信念，儒家形成了源远流长、异常丰富的道德心性工夫论。

　　当然，胡教授最后强调，儒家只有在保持道德精髓的同时，全面、深入、扬弃地吸收启蒙理念和现代化成果并且驾乎其上，才可能具备化解当今人类危机、引导人类改弦易辙从而步入可大可久之坦途的资格。

　　黄愿字会长亦反思了人类的现状，他说，在物质文明方面，人类从几千年的历史走到21世纪的今天，物质文明已达到登峰造极的状态，然而，可惜的是人类的精神文明并没有随着物质文明的进步而并行。相反，人类的精神、心灵却迅速地退化、沉沦。当今世界依然笼罩在战争、暴力恐怖、核武器战争、生态危机、气候异常、莫名流行病频发的阴影之下。任何一个危机若继续恶化，都将造成破坏性、杀伤力极大的结果。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人类需要力求“大同”而后“存异”。天地的真理与人类的心性(本性、良心)就是“大同”，超越一切形式差异。虽然国籍、种族、宗教、思想、文化有所不同，但人人有着同一个良心、一样的生命。若不以真理、心性(根本)为基础，所论述的许多方案、方法就没有真正的力量。在这个共同的基础上，世界应该是多元的，文化的本质就是多元而和谐。印度尼西亚文化的精髓亦含有“殊途同归”、“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和谐这一点。

　　黄玉顺教授则思考了最前沿的“人类文明共同体”问题。他说，“人类文明共同体”(thecommunityofhumancivilization)的“文明”应当是单数，即是一个立足当下、面向未来的概念;立足当下，就是正视当今世界的文明冲突;面向未来，就是为消弭文明冲突而建构未来世界的共同文明。

　　“人类文明共同体”既不能是某种既有的单一文明传统成为人类共同文明，也不能仅仅是从既有的诸多文明传统中抽绎出不同文明间的共性，而只能是通过综合创造，建构一种新型的人类文明。

　　综合意味着，一方面，不同文明传统之间确实存在着一些共通或者类似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不同文明传统之间的相异点，可能形成一种积极的互补关系，成为可以加以综合的要素。综合，其实都只是旧的文明因素的利用，还谈不上彻底的“创新”。创新意味着，，人类亟需创造出一些崭新的、传统文明体系未曾有过的文明价值。黄玉顺教授认为，创新是非常必要而可能的，因为这是一个“新轴心时代”。

　　而创新则需要通过文明对话的方式，黄玉顺教授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一直都在进行，近些年来尤其受到普遍重视。但遗憾的是，这些文明对话并未收到应有的效果，相反，亨廷顿所说的“文明冲突”却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严峻的现实一方面提示了更进一步文明对话的必要，但另一方面却也暴露出了既有的文明对话范式(theparadigmofthedialogueamongthecivilizations)所存在的问题。他主张，文明对话更需要的不是主体间性对话(inter-subjectivedialogue)，更不是主体性对话，而是“前主体性对话”。所谓“前主体性对话”(pre-subjectivedialogue)，意味着对话各方的自我主体性在对话中发生改变，即克服某些旧的主体性，获得某种新的主体性;那么，对于新主体性的生成来说，这种对话本身便是前主体性的事情，而具有存在论的意义。

　　同时，如果我们所要创造的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一个区域的文明，而是人类文明，那么，这就需要人类视野。人类视野不应该是自我中心主义，而应该采取中国文化传统的非主体性的“无我”态度：不是以一个民族国家文明传统的自我立场、而是以人类命运的共同立场来看待事物，看待面向全人类的、全球性的文明建构。

　　最后，黄教授强调，传统儒学的许多文明价值都可以贡献给未来的人类共同文明，而最核心的无疑是“仁”、“义”、“礼”等价值观念;但前提是这些文明价值必须首先经过儒家的自我损益，因为这些价值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代曾被赋予过不同的具体内容，这些内容未必尽合人类共同文明建构的要求。

　　此外，阿提拉格兰德皮埃尔、李灵和扎法尔分别围绕着科学世界观、命运共同体与“一带一路”发表了高见。

　　辛旗会长在总结时说，此次主题演讲视野宏阔、思考精湛，具备深刻的问题意识与现实关怀，达到了预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