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冷卫国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古辞赋与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1BZW034），最终成果为同名专着。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赋是中国古代文学韵文系统中的四大体裁（诗词歌赋）之一，它产生于战国，历经汉魏六朝至唐宋元明清，逾两千多年而不衰。《历代赋汇》收3800篇，《赋海大观》收12000篇，这仅是其中一小部分，据不完全统计，仅清朝就有赋16000篇，历代赋的数量究竟有多少，到目前为止，还未有人收集整理。唐宋以来，以赋取士，赋成为科举文体，中国文学史上的着名文人，除辛弃疾以外，几乎没有人不写赋。赋的创作数量如此之大，但是我们现在研究接触到的却只是冰山一角。也正因为如此，赋还有很大的学术研究空间。 

具体到汉魏六朝来讲，在《文选》中，赋列其首，这对后世文人别集的编排体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文心雕龙》则有《诠赋》篇，是中国赋学批评史上的扛鼎之作。该时期出现了很多着名的辞赋作家，并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深厚的辞赋传统，“赋兼才学”也是该时期较为普遍的看法。同时，该时期的辞赋与多种文体存在相互渗透的现象，同时代或不同时代的作家之间相互影响，同时期或不同时期的作品也存在递相传播的过程，辞赋传统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就必然涉及以下问题：辞赋在汉魏六朝时期，时人对该文体如何看待？其具体的文体形态如何？赋对隐语、子书奏议、小说等其他文体有着怎样的影响？对中国文学的主题类型产生过怎样的作用？等等，上述问题，都是该成果试图做出解答的重要问题。而汉魏六朝“文章辞赋化”则是该成果研究的重点和焦点，力图以此为突破，揭示汉魏六朝辞赋与中国文学传统的密切关联。 

二 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该成果分为三编，上编为文类关系研究，以文类关系为切入点，重点论述赋与隐语、赋与诸子、赋与奏议、赋与小说的关系。由此可以看出，赋与其他文体的相互影响。 

中编为综合问题研究，重点论述赋与声律化的关系，中古帝王的辞赋观及其文学史意义，赋在中古时期的传播形式，特别重点考察了赋在梁陈时代辞赋的传播，由此可以见出赋的经典化过程。 

下编为个案研究，以文学批评和文学细读的方法，选取了几个典型问题或具体的文学作品为考察对象。 

在上编部分，重点梳理了汉魏六朝“文章辞赋化”的成因。由于赋这一文体，就其形成的来源而言，具有多元性。正因为赋这一文体的特殊性，“文章辞赋化”是汉魏六朝文学史上的一个普遍现象。胡适曾经指出：“六朝的文学，可以说是一切文体都受了辞赋的笼罩，都骈俪化了。”台湾的王梦鸥也指出：“魏晋六朝文体之形成，只是一个‘文章辞赋化’的现象。” 

关于赋与隐语的关系，朱光潜先生认为“赋即源于隐”，通过对先秦典籍的梳理，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未免只是简单化的处理，但认为“隐语为描写诗的雏形”，是大规模的描写诗，还是有道理的。 

“赋似小说”，钱锺书先生曾提出这样的片段性的说法，但并无具体的论证。笔者通过梳理具体的作品，论证了辞赋的“小说”模式与“小说”演进的历程，指出人神相恋的神女模式、禽兽能言的拟人模式、时空穿越的述异模式、人鬼对话的传奇志怪模式、以文寄意的白话小说模式、鄙俗谐谑的丑妇模式、狭邪文学的青楼女子模式，这七种模式是辞赋对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贡献。 

赋与诸子，重点分析了子书焕彩的赋体化特征，进而指出，中古时代的子书，表现出了辞赋化的特征，但是，早在赋产生之前的战国时期，子书就已经包含着后来赋体文学的因子。指出这种交互融通的关系，可以避免单向的认识，即纠缠于到底是子书影响了赋，还是赋影响了子书的问题。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 

赋与奏议，钩稽了先前两汉到南北朝时期奏议的发展进程，随着文学的自觉，奏议表现出了“以戏为文”的自觉创作特征，从而使其实用性的应用文特征逐渐淡化，并表现出了强烈的文学性色彩。 

赋与地记，论述了地记由尚用到尚美意识的转化过程，并以内证的方法，揭示了地记所接受的赋体文学多方面的滋养。 

关于永明声律说，以往的论者大多关注的是四声与五言诗的问题，甚至陈寅恪先生认为四声受到佛经转读的影响，而佛经转读，又出于印度古时声明论的影响。该成果梳理了中古时期在辞赋发展史中存在的声律论线索。通过这一线索证明，永明声律论渊源有自。在辞赋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讲求声律的这一条线索，而且从未断绝。从这一角度来看，笔者更愿意认为四声是自源的，而并非是外来的，四声是随着文学创作的自觉，而在汉语文学母体中自我产生、发展的结果，与印度古时的声明论恐怕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印度古时的声明论，对四声来说，至多是一种外来的刺激因素，促成了四声的发现而已。 

赋，历来被视为贵族文学，甚至是御用文学，该成果梳理了中古帝王与辞赋的关系，中古帝王对辞赋的态度，甚至他们身体力行地进行辞赋创作，或参与辞赋评点，提高了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促进了赋在中古时期的发展，对于我们认识这一现象的文学史意义不无裨益。 

赋在中古时期，很多作品走向了经典化之路。由于梁陈时代是一个重文的时代，赋的各种传播方式也较为典型，所以，以梁陈为中心，该成果考察了该时期赋的各种传播途径和形式，从而有助于我们理解文学作品走向经典化的过程。 

在第三编部分，该成果主要分析了《七发》与前代文体的渊源关系，扬雄“诗人之赋”和“辞人之赋”的具体内涵，元嘉赋学批评的时代特征，特别指出，在中古时期主张赋体来源于诗的一源说的大背景下，檀道鸾独树一帜，提出了赋除了与诗骚有关以外，还与诸子有关，这一观念是值得珍视的。其余如鲍照《伤逝赋》在悼亡文学中的地位，《伤逝赋》与潘岳《悼亡诗》、江淹《悼室人》在文本上的内在联系等，也都进行了分析。通过北朝的《蝇赋》、《苍蝇赋》两篇作品，可以看出北魏中后期，鲜卑贵族在走向汉化过程中，对《诗经》等汉族典籍的自觉学习和接受，等等。 

附录中，探讨了李白《蜀道难》“以赋为诗”的特征及其与《文选》赋的关系，杜牧《阿房宫赋》则分析了具体的异文以及出现异文的原因，以及杜牧对前代赋作的学习和创化，等等。 

三 成果的价值 

该成果的研究，紧紧围绕汉魏六朝“文章辞赋化”这一中心展开，通过该成果的研究，至少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价值。 

（1）在中古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以赋为中心，各类文体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转化，这是中古文学的一个突出现象，也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普遍规律。 

（2）“尊体”与“破体”始终是一对辩证关系。由于中古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过渡性的特征，所以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一方面，各种文体自有其形式特征，严守界限，但是另一方面，因为受到其他文体的影响，又往往有“破体”，并由此形成了新的艺术特点。在一定范围内，“尊体”是必要的，否则，某一类文体就会因为“破体”而导致自身的文体特点不清；但是，同样，在一定范围内，“破体”也是必要的，正因为“破体”才会给文体的发展带来新的活力，甚至进而形成某一类新的文体。 

（3）“文”与“非文”也是一对矛盾辩证关系。中古文学，或者扩大至中国古代文学，其实是一个大文学的观念。今天，我们以西方的文学观念，来描写和建构中国文学史的时候，往往习惯于将以西方观念之履来削中国文学之足，常常会有扞格难通、圆凿方枘之感。其实，中国文学观念更多的是文章学的观念，这一点在《文心雕龙》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如果说，《文选》还偏重于“文”的话，那么《文心雕龙》的文体观念则比《文选》要辩证得多，既重视“文”，也重视“笔”。而事实上，某种文体，其实也是可以从“笔”转化成“文”的。 

通过该课题的研究，我们需要正视“辞赋化”现象的存在，这样，对于某一类或某一篇作品的评价，对文体交融、文体互动的现象，有助于从客观的角度评价其艺术得失，而不是从单一的角度，对古人的某些创作严加苛责，更不至于面对古人的文体分类时茫然无措，甚至于陷入非此即彼的机械判断。 

总之，该成果以汉魏六朝辞赋为中心，对“文章辞赋化”问题展开系统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既要梳理传统的古代文论资料，同时还要结合具体的文学创作，既要开展文学性体裁的研究，还要充分注意到非文学性体裁的影响与作用。既要适当借鉴西方的文体学理论，更要注意吸纳传统文论中的文体论资源。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推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