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文学院廖群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先秦“说体”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0BZW032），最终成果为同名专着。

“说体”是该研究中对先秦源自讲说、以讲述故事为主旨的叙事文本的统称，该成果即是对先秦“说体”文本进行全面挖掘与考察。“说”字取自《说林》、《储说》及《说苑》、《世说》等篇题书名之“说”，该“说”字的含义并非辩说而是叙述。这种叙事文本在先秦有时又被称为“传”“语”等，鉴于这种文体与后世文学性小说的渊源关系，且已被古人集中在“说”字上，如明代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将文学类着作分为“赋部”“诗部”“文部”“说部”、“说”被单列一部，清代更有笔记小说集《说铃》《唐人说荟》及大型丛书《古今说部丛书》，故该项目也将它们统称为“说体”。

“说体”是该成果提出的独创概念，也是考察先秦文学的一种全新视角。以往先秦两汉文学史的撰述和研究，囿于固有的“历史散文”“诸子散文”“史传文学”“政论散文”“辞赋”“小说”等文体分类，形成了各自的研究视点，也就没有给源于讲说的故事文本留下描述空间，使大量极其富于文学意味的叙事文本淡出文学史研究视线，甚至造成了中国古代早期文学长于抒情拙于叙事的误解。其实，先秦存在大量源于讲说、被称为“说”“传”“语”等的说体故事文本，其讲说“母本”虽多湮没无存，但援用这些故事以叙史、以论说、以讲解乃是先秦两汉史书、子书、经说书、辑录书的普遍现象，且正因为这种援用，才形成了诸子寓言、历史散文、史传文学等特有的文学样式和叙事作品。用“说体”这个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就可以打破固有局限，从各种着述中采撷、发掘出精彩的故事，不但先秦两汉文学史必提的叙事着作如《左传》《国语》《史记》等会因此而被重新梳理，出现许多以往从未提及的新的话题；那些较难归类或涉猎不多的着作，如《韩非子》《吕氏春秋》《新书》《韩诗外传》《淮南子》《说苑》《新序》《列女传》等，更会被纳入具体考察和阐述的视野；还有出土文献资料，如《汲冢琐语》《古文周书》《上博简》《清华简》等，也会被用来考察“说体”文本的原初状态并用来补充新的故事。因此，“说体”的提出和应用，极大地拓展了文学史的研究空间。

成果以“说体”为视角，以先秦及西汉相关着作为对象，对先秦“说体”故事文本进行了全面挖掘、梳理和研究，辑出了1460则先秦“说体”故事，这本身就是对先秦文学史研究的一个贡献，呈现从未被呈现的先秦叙事景观。而这1460则故事中，有737则见于两部着作或两个篇目以上，超出50%的比例，其中春秋故事741则中，有446则重出互见，援用率高达60%，同一个故事见于4处援用以上的多达127则，见于8处、9处援用的不止一则，所引各有差异，这也以实证材料，显示了固有“说体”文本的存在、变异及先秦西汉着述援用“说体”故事的趣尚。

其一，《国语》《左传》“说体”文本的比对考察。这两部历史散文着作因被司马迁说为同为左丘明所着、重头戏又都是春秋历史，且有故事互见者而关系缠夹，几千年官司不断，或称《左传》先成，又“撰异同”为《国语》；或称将撰《左传》，先采列国之史为《国语》；或称《国语》为撰《左传》之剩余；或称《左传》为后人拆分《国语》而伪撰。其实，改用“说体”视角两相对勘即可发现，两书之所以造成如此让人说不清的复杂局面，乃是皆采用“说体”文本以成书的缘故。两者有相当一部分故事互见，但除极个别情节对话大致相同者外，多为或叙事相同对话有异，或有同有异有缺有增，或同一事但叙事不同，可以肯定这些故事并非同一人所撰写，也绝非其中一部采自另一部，乃是它们分别采自同源文本或同源异流文本，或同事异说文本所致。答案是《国语》《左传》并非同一人所纂辑、撰写，它们之所以都被冠于左丘明名下，左丘明很可能是“瞍赋蒙诵”，两书所援用的“说体”文本中，有相当一部分出自左氏之口。

其二，《韩非子》《吕氏春秋》“说体”故事的整理研究。《韩非子》中的内外《储说》等大部分文章可以肯定完成于韩非入秦的秦王十三年之前，《吕氏春秋》也可以肯定全书完成于吕不韦免相的秦王十年之前。这样，两部着作中的文章几乎是同时写作、同时完成的，将两部着作放在一起加以比对，首先一个至为重要的成果就是，其中不见前述、仅见于这两部书中互见的故事（19则），绝对不存在谁抄自谁的情况（因为彼此不会见到成书），也不可能是作者杜撰（不会有这么多不谋而合），那么彼此都出现的大致相同的故事，只能是援自前述之外的今已不见的某个故事文本，而内外《储说》又以“说”名篇，这是先秦存在“说体”文本为人们所援用的铁证。互见故事中又有“同事同述”“同事异述”“同事别述”“异事同述”等种种差异，则确凿证明了他们所援用的母本是“说体”而非“书体”，因为只有“说”才容易“信口开河”，“白纸黑字”则不会有这么多变化。

其三，对西汉着作中先秦“说体”故事的关注和挖掘。这是该课题以“说体”视角所开辟的新领域。以往文学史全为断代叙事，以先秦材料研究先秦文学，以汉代材料研究汉代文学，本是天经地义，然而却忽略了汉代着述也喜援用故事，且特喜援用先秦故事，西汉着述更是如此，况且废除秦挟书令后，还有对先秦文献专门的收集与整理，因此，从西汉着作中实际上可以挖掘出大量先秦说体故事作为补充。这一研究本身就都是新的开掘，比如对贾谊《新书》、刘安《淮南子》、韩婴《韩诗外传》，从“说体”故事的角度去审视，就尚无先例；这一审视的需要还使《淮南子》《韩诗外传》乃大致同时所作的情况得到注意，这样就可判断，虽然《淮南子》多为概述或援用事典，但只要提及，即可证明《韩诗外传》与之互见的故事确为援用“说体”而非新撰。还有，集中、全面梳理使过去不曾注意的载录得以呈现，即会带来确定的证明或新的认识。比如苏秦死于“凡人之手”已见《新语》（辑本），“车裂”下场也已见《淮南子·泛论》，两书虽皆只是一提，并无具体情节，但却完全可证此传说并非首见于《史记·苏秦列传》，太史公所述确有所本。诸如此类比对的结果会对太史公撰写《史记》的先秦部分有确定的认识，即凡是比较具体生动的部分，皆因援用了“说体”故事，在从中辑出的543则先秦说体故事中，有315则已见前述，且基本相同，大多只有精简，没有添加；还有228则不见前述，当亦其来有自，少数一些可能来自太史公的寻访“采风”。还有刘向的《新序》《说苑》，愈加可以确信，其中占绝大部分的先秦故事，是对固有“说体”故事的编辑整理，大多可以作为原汁原味的先秦“说体”故事加以使用；《列女传》则多有传自先秦直至汉代还在说唱因而被演绎了的“说体”故事。

其四，对出土文献中先秦“说体”故事的挖掘，有许多令人惊喜的发现。《汲冢琐语》、汲冢《古文周书》作为古代出土文献中典型的“说体”故事文本，虽都是失而复得、得而复失的辑佚着作，但对先秦“说体”的存在有重要的印证价值，其中被古人援引而幸存的十几则故事，完整者个个精彩；《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九册）、《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六册）在课题开展期间的陆续整理出版，为该成果的“说体”文本考察，不断增加新的对象，结果是其中确有不少“说体”故事被挖掘出来，既是对先秦“说体”故事数量的增添，也可用来印证、补证研究中的许多问题。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说苑·辨物》不见前述的故事中有一则“楚王子建不知畴之为麻，麻之为衣”，在《上博简》第六册《平王与王子建》中得以复见，这以确凿的证据证明了《说苑》中即使不见前述的故事，也肯定来自先秦文本，并非汉代人的新说，只不过原母本没有传世至今，那么，刘向所说该《说苑》乃是对固有《说苑》的整理，此话不假，《说苑》中的先秦题材故事就完全可以视为先秦“说体”故事了。

其五，论先秦“说体”的文本特点。这一部分是在已经全面挖掘、占有、梳理先秦“说体”文本的实证基础上对“说体”文本不同于“书体”等其他文本的独特面貌的归纳、总结和揭示，也是前所未见的新话题。综合把握的结果是将“说体”文本归纳为三性：描述性、虚饰性、变异性。“描述性”包括事件讲述的完整性、对话描摹的生动性和举止描述的逼真性，“虚饰性”包括虚拟、夸张、传奇和志怪，“变异性”包括同事异人（张冠李戴）、同事异说（“或曰”、“一曰”）、同人事异和同事演绎，由此可见这种文本因“说”而与文学叙事的天然契合关系。

其六，先秦“说体”文本初始传播途径考索。“说体”本身即是以传播途径命名的文体，其初始传播的基本途径即是“说”，该课题欲进一步追究先秦时期这些故事最初究竟是谁在说、在哪里说、怎么说，现成的直接呈现的材料几乎没有，这是个需要考证加推论的研究课题。“说”的情况不会只是一种，该课题结合故事形式及相关文献材料，通过对内证、外证的分析，初步将先秦“说体”的初始传播途径分为告知传播、说唱传播、援引传播（口头）几个部分。《左传》中常常出现“来告乱”“不告，故不书”等字样，是事件及其原委直接被告知的证明，“朝夕诵善败而纳之”说的是在朝廷在君侧时时讲述历史故事予以提醒，“孔子闻之曰”也是有人将故事告知后才发表的评论，“教之《春秋》”“教之《语》”，是太子傅开设“历史课”讲故事的证明，这些都属于“告知传播”；“瞍赋蒙诵”、“观优”文本中开始添加“歌之曰”，等等，则是有些故事可能被“说唱传播”的证据和迹象；而有些文本中故事套故事，故事出现在人物口中，又是口头“援引传播”的内证。

该成果最后两个附录《先秦说体故事条目总汇》《孔门说体故事条目总汇》大致按时间顺序依次列出全部故事条目、援用该故事的所有着作，使得先秦“说体”故事名目、出处及出现先后一目了然，对于检索先秦“说体”故事资料以资欣赏和研究，都极其方便而实用。